说到游记，一定想到马可波罗；而“天朝上国”的华夏子民中，能像徐霞客那样走走祖国山河大地的也不会很多，更不要说走出“闭关锁国”到世界去逛逛了。但是，“国”总是“锁”不住的，“睁眼看世界”总是历史大潮，因此走出国门甚至到欧美各地的人还是不断的，只是相对留下的记录不够多。这么一来，早期记载外部世界的游记也就很难得了，非“因公出差”的民间旅游所见所闻更是珍贵。
清人樊守义（1682－1753年）的《身见录》（约1720年）被认为是最早的欧美游记，其实不然。至少1688年张鹏翮的《奉使俄罗斯日记》和钱良择的《出塞纪略》，就是中国人旅欧的更早日记，可惜两者都没有留下对俄罗斯的详细记录。大概要到后来才补上这样的遗憾。比如1712年图理琛（1667－1740年）抚慰蒙古土尔扈特部，途经西伯利亚、伊尔库次克等地，行程四万余里，历时三年。归国后受康熙帝嘉奖，用满、汉两种文字写成《异域录》，记载俄国风土人情、宗教习俗等等见闻，后被译成法、德、英、俄四国文字。曹廷杰（1850－1916年）的《西伯利东偏纪要》，是他1885年奉使游俄历时四月余，把游历见闻收入《游俄日记》，精选出一部分上呈朝廷而成，对国人认识俄罗斯有用，可比前边那两本日记为时已晚近200年了。
无疑篇幅不长的《身见录》对了解当时世界有较大价值。作者樊守义（后来叫Louis Fan）是山西的一个青年教徒，有研究认为是在1707年他25岁那一年，跟随法国人艾若瑟去了罗马的（顾农：《最早的欧美游记》，载《出版广角》98－3）。不过，据意大利马西尼（F．Masini）教授《现代汉语语汇的形成》一书的考证，他是跟随意大利耶稣会士Francesco Provana（1682－1720年）去了欧洲。他们1709年1月14日离开澳门，途经南美洲，次年到达欧洲。1709年12月15日，樊在罗马当了见习修士。十年之后，他与F．Provana一起回中国。1720年7月12日他们到达广州，10月12日樊守义荣幸地拜见了康熙皇帝，禀报了他的旅行情况。《身见录》是为王公大臣们了解西洋而写的，在《自序》中，作者说是“耳闻而目有未睹者，我姑弗道；……余始以十余年之浪迹，一一追思，恍如昨见。”所以文献价值很高，马西尼称它“可能是中国人最早用汉文写的关于南美洲和西欧的游记之一。”这本游记记述了巴西、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地的风情见闻，尤其描绘了罗马圣彼德大教堂以及那不勒斯的一些“圣迹”。其中还有一些精彩场面的记录，比如葡萄牙国王的寿诞，樊守义还亲去祝贺，看到群臣只是向国王三鞠躬，然后走到跟前吻国王的手，或者应答一下或者退席，这比起中国皇宫的盛大排场要简单多了，而且百姓可以接近国王不像中国皇帝那么威严敬惧。再如，记述巴西的坚船利炮、丰富物产和大量藏书，远非当时“天朝”君臣以为的“蛮夷之邦”。书中提到了许多地名以及事物名称等等，全是用音译词，这对研究语言学也很有意义。此书当时没有付梓，手稿今存罗马国立图书馆，本世纪30年代有中国学者拍照片回国才被注意。后来，被方豪先生发现，收入其《中西交通史》中（台北1983年版；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收入“旧籍新刊”重排本，第855－862页）。
再一本值得提及的是海员谢清高（1765－1821年）口述、杨炳南整理的《海录》。谢18岁（1783年）起就跟随外轮出洋，在各地漂泊了14年，到过许多国家、岛屿等，耳闻目睹了当地的风土人情。回国后，他居澳门以翻译为生。为了使见闻流传于世，逐条述记其所言并整理编著成书。全书分为三类：一是大陆沿海各国，从越南到印度西北岸；二是南海诸岛；三是欧、美、非三洲诸地方。此书用广东语译西洋土话，问题不少，但是近代较早的欧美游记，特别是把一些地方的风俗习惯、机构设置等等外语单词用汉语音译来记录，如葡萄牙国王被称为“哩”（rei），王储为“黎番爹”（I’in?fante）等等，对于研究语言学有参考价值。现有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和《丛书集成》等本子，其他游记也有收入其中的。
其实，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古国还是很想知道“外面的世界”的，无论百姓还是朝廷。应当看到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有设法了解外国的努力，一部“二十四史”中许多都设有《外国传》之类的撰述。至于游记，早在东晋就有释法显著《佛国记》（约416年），记述他从长安西行到过34国（主要是亚洲，如古印度、尼泊尔等）的海外闻见录。元代汪大渊（约1311－？）在不迟于1349年写了《岛夷志略》，记其所到阿拉伯和东非、南海诸岛及印度洋各国的情况。在古代历史、地理、民族、交通等等门类的文献中，也可以找出许多珍藏的材料，汉代以来的许多关系西域的书可能会涉及到欧洲。另外，“郑和七下西洋”等等，无论动机目的何在，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了解世界的，其足迹已逾出洲界。明人巩珍的《西洋番国志》（1434年）就是他随郑和下西洋历时三年的海外见闻录。他负责通事转译，记录各国风土民俗，归国后撰成此书，与《瀛涯胜览》、《星槎胜览》等并为“下西洋”的最初史料，但还未到欧美。这些是“官差”游历，有强大的政府作为后盾。入清以后，朝廷的“对外窗口”被迫也好主动也罢，时不时得打开，而且还得开得更远些。像志刚的《初使泰西记》，是他1867年12月奉使赴英、美、德、法、俄、意、丹麦、瑞典、荷兰等国之记录，有“记”和“纪要”两种本子流行。郭嵩焘（1818－1891年）1876年10月至12月出使西班牙、葡萄牙、英、法等十余国，回来写了《使西纪程》。曾纪泽（1839－1890年）在1878年7月至1886年9月出使英、法、俄等国，写了《使西日记》记录见闻、谈判及考求西方政事、风俗之心得等。还有戴鸿慈的《出使九国日记》、薛福成的《出使四国日记》等等。再是张德彝（1847－1918年）1866年随赫德等出使游历欧洲，1868年随蒲安臣使团赴欧美，至1902年任出使英国大臣，共8次出国广泛接触西方社会文化，写了许多介绍外国的书，如《随使法国记》等对认识近代世界很有帮助。再如1887年傅云龙奉命出使日本、美国、秘鲁、巴西、加拿大等国，写了好几本《游历图经》，现在《纂喜庐丛书》中有存。总之，文献中哪本算记录欧美最早的游记，恐怕还得再考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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